杨尚昆叶子龙在主席身边的日子

发布日期：2025-10-29 09:57    点击次数：182

作者：王鹤滨（曾任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及秘书一组组长）

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，堪称毛泽东在保卫、保健及日常生活等领域的总负责人，肩负着全面的管理职责。

若要按我的看法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，可以分成三个层次：基层、次高层以及高层。这一划分依据的是毛泽东同志工作的性质、行动的范围以及所涉人员的不同层级。

毛泽东在闲暇之余或工作间隙，无论是睡前还是醒来，总是选择不出菊香书屋的院落，亦或是丰泽园的边界。在院内或周边漫步时，只需身边有值班卫士的陪伴即可。若毛泽东步出丰泽园，在中南海内散步，则会有更高层级的官员陪同。负责保卫工作的领导人汪东兴必定会现身，有时叶子龙也会加入其中。随着人员层次的提升，摄影师侯波也会加入行列，而我这位保健医生，以及李银桥和孙勇，也会紧随毛泽东之后。

尽管位于中南海腹地，然而涉及的单位却颇为繁杂。毛泽东在漫步时若需接见某位人士，或计划外出中南海外，便需汪东兴与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进行周密安排。若仅是前往郊区散步、探访农家或基层调研，且无需涉及重大单位，那么上述人员即可满足需求。然而，若是要参观或视察各军种或大型工厂，杨尚昆与罗瑞卿便需亲自出马。毛泽东在京城期间，不仅视察过部队，还对首钢进行了巡视，杨尚昆与罗瑞卿均需陪同。同理，在毛泽东出席大型会议期间，他们亦随行相伴。

每当毛泽东踏上外地视察之旅，其身边的随行首长群星璀璨，杨尚昆与罗瑞卿两位首长自是不可或缺。此外，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亦同行其中，这是因为建国之初，长途考察工作往往依赖于火车之便。杨尚昆负责与各省市党政的最高机关或领导人沟通联络，精心安排毛泽东的饮食起居，并提前通知其所需会见的人物、需了解的实情。在此过程中，叶子龙和汪东兴则作为杨尚昆的得力助手，鼎力相助。

在建国伊始，汪东兴担任中央警卫处的负责人。该处隶属于军委总参谋部，由总参谋部与中央办公厅双重领导。警卫处作为中央办公厅的下设机构，其后又划归公安部与中央办公厅联合管理。汪东兴不仅担任公安部的局长一职，同时亦执掌中央办公厅的领导权。随后，他更被任命为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，成为杨尚昆的得力助手。

初入中南海，我供职于中央办公厅行政处，同时担任中南海门诊部主任。保健科成立后，我转至中央警卫处（后更名为局）旗下，担任保健科的兼职副科长，并受公安部委派担任局检验室主任。该检验室隶属于警卫局，并配备了诸如李允铎、方国盛、姬德胜等专业技术人才。随后，我又被任命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，并兼任“一组”的组长。因此，汪东兴便成为了我的直接上司，我们在工作中有着频繁的接触。无论从何种角度考量，他都是我的直接领导。

毛主席和叶子龙

建国初期，叶子龙便担任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一职，彼时他与汪东兴同属红军战士。自那时起，叶子龙在毛泽东身边的履职时间便堪称最长。据推测，他自延安时代便开始服务于毛主席。在陕北前线，叶子龙与汪东兴始终紧随毛泽东左右。

说起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，我有点说不清。从我个人的观察，可以把他的身边工作人员分为三个层次：一是高层的，属于领导一级的工作人员，即在党内或国家机构中任部一级的正职或副职；二是次高层的工作人员，他们的职责是专职性的，与毛泽东工作相关联的领导干部，相当于政府机构中，副部级或正局级的干部；三是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基层工作人员，其中又分为两个部分，一是直接编制在一组的，二是建制不在一组而又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。

身处高层，服务于毛泽东同志身边的人士（按时间顺序未作区分），亦即我们所说的第一梯队，包括：

我国公安部长罗瑞卿，享有大将军衔。每当毛泽东主席外出巡视工作，罗瑞卿部长必随行，甚至还会携带一位副部长作为助手。他有权直接调度各省市公安力量，肩负起为毛泽东主席提供安全保障的重任。

罗瑞卿陪检毛主席

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，在延安时期，曾担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，担纲军委的资深管家。建国之后，他荣升为中央办公厅主任，由此成为中共中央机构的总管家。每当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，杨尚昆必随行相伴。他负责与各省市的党政领导保持联络，并妥善安排毛泽东的各项事务。此外，汪东兴（建国初期又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，外出时则担任罗瑞卿的得力助手，主要负责内部事务）以及叶子龙（担任机要秘书室主任并兼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）都是杨尚昆的得力助手。

杨尚昆陪毛泽东视察

铁道部部长滕代远，在建国初期每逢毛泽东主席外出视察，其乘坐的交通工具始终是火车。得益于部长滕代远的悉心安排，乘车问题得以妥善解决，确保了铁路沿线的通行无阻。

陆定一，曾任中宣部部长，在延安时期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，并肩负起为毛泽东担任英语翻译的重任。他才华横溢，笔力雄健。始终伴随毛泽东征战于陕北前线。

陈伯达，我们视其为毛泽东的政治助手。在延安时期，他因所著《窃国大盗袁世凯》一书而声名鹊起。他曾陪同毛泽东前往苏联，与斯大林进行谈判。

胡乔木，毛泽东的得力政治秘书。其笔触雄浑，在延安撤离前夕，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三人召开紧急会议时，他担任记录员；在瓦窑堡政治局举行的扩大会议上，同样是他执笔记录。

师哲，在延安时期，他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的要职，同时亦担任毛泽东同志的俄语翻译。在毛泽东同志前往苏联与斯大林元帅进行谈判之际，他肩负起翻译的重任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定居于中南海。

1953年春，毛主席在中南海散步（左起：李银桥、王鹤滨、毛泽东本人、李敏、王振海）。

在第二层级中，服务于毛泽东的工作人员肩负着直接执行其具体工作职责的重任。

建国初期，汪东兴担任中央警卫处处长，继而又成为公安部九局的局长。在我尚未离开毛泽东主席身边履职之前，他已升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，职位甚至超越了叶子龙。在陕北前线，他曾担任昆仑纵队的副参谋长。每当毛泽东主席外出，汪东兴总是随行相伴，无论是前往新六所、香山，还是郊外，都能见到他的身影。他可谓是毛泽东主席的“贴身保镖”。有时，他还会带上副局长王敬先作为助手一同前往。

毛主席与汪东兴

叶子龙，身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与机要室主任，始终紧随其步伐，无论走到何方。而他，亦时常携带机要秘书罗光禄同行。

田家英，毛泽东同志的专属编撰《毛泽东选集》的得力助手，亦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秀才，他来自四川。在笔者任职期间，他位居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人员的第二梯队，且是其中最为年轻的一员。那时，他尚未晋升为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。

第三层次的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，我把这一层次的工作人员，称为基层人员，可分为在编一组的和建制不在一组、而工作在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。

我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，聂荣臻代参谋长任命为正团职，稍后兼职公安部九局检验室主任（公安部任命）、毛泽东生活秘书（管理生活和行政事项，中央办公厅任命），接叶子龙的该项工作。军委卫生部批复为：卫生技术二级。

我们这些服务于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人员，时常被卷入重大会议的漩涡，与各界要人有所接触。特别是那些担任内勤的卫士，即便是颐年堂召开的政治局会议，他们也必定会参与其中。他们的职责是为与会者准备茶水，并随身携带毛泽东同志所需的香烟与火柴。当政治局的委员们在大厅中商讨国事时，卫士们便在屏风之后或相邻的侧厅里值班，既能听到讨论的内容，又能目睹一切。因此，当时的工作纪律极为严格，对基层人员的要求也十分明确，严禁记录日记。

1954年7月，毛主席与王鹤滨。

无论毛主席是在会见外宾，抑或在怀仁堂主持关键会议，我都作为警卫人员随同出席。我选择的位置既要便于出入，又不宜与毛泽东过于接近。鉴于可能发生的任何突发情况，我总是随身携带必要的急救药品和器材，以便随时应对。

每当陪同毛泽东出行，无论是从丰泽园驶向怀仁堂的途中，我总习惯于挤进他的座驾。车中，汪东兴司机相伴，而我和他则坐在车厢内的可折叠靠背椅上。驾驶室与后车厢之间，设有防护玻璃（那是斯大林赠送的防弹车，在电影里，人们或许还记得列宁遇刺的往事）。若有人同行，我这位医生便得“升级”，随之坐在毛泽东的身旁。这完全是出于职业所需，与政治待遇毫不相干。事实上，这种情况在许多国家都普遍存在，国家元首的身边总是离不开贴身的卫士（他们通常被称为保镖）。

作者简介

王鹤滨，1924年4月诞生于河北安新县，于1945年9月从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圆满毕业。此后，他被分配至中共中央军委卫生部医政科任职，同时担任中央门诊部眼科医师。在其职业生涯中，王鹤滨历任延安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医师、中共中央军委卫生部医政科科员、毛泽东主席的保健医生及秘书一组组长、公安部九局检验室主任、中央警卫局检验室主任、北京医院主治医师及办公室副主任、苏州医学院第一副院长，以及核工业部安全防护卫生局局长等职务。